秦国在经济战略上实行国有化，目的就是要使财富最大限度地向国家层面集中。但是，落实到具体经济管理层面，仍然和奖励军功的策略一样，是彻头彻尾的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。在战场，砍敌人一个脑袋，就可以晋爵一级，赏田一亩。在农业生产中也是如此，凡事定质定量，设立标准，用数字来说话，用奖罚的法律杠杆去调节，从而建立起来了一个庞大的数字化管理的系统，渗透到秦国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数字化管理是国有化的计划经济所必需的。农业生产需要预算，财富分配照样也需要预算。没有数字，政府就变成了瞎子，无从把握国家的经济脉搏，也无法对官吏进行监督。而且，官吏代表国家对经济进行管理也要靠数字，没有数字就没有标准，没有标准，就达不到预期的目标。就这样，秦国的全部经济生活就变成了一大堆标准数字和统计数字。我们今天经常提到的“数字化生存”和“标准化管理”，其实在2000年前的秦国经商鞅之手大行其道了。
秦国所有的生产都是按计划完成的，实行的是目标管理。秦律规定：即不是官府工室本年度应生产的产品，又没有朝廷的特别命书，而擅敢制作其他器物，工师与丞各要罚二甲。这充分说明，朝廷每年都是要给官府工室下达生产任务的。采矿、冶铁业也是如此，朝廷要收取每年规定的产品数量，如在尚未验收时就有丢失，或不能生产到规定数量，罚其曹长一盾。可见，官府手工业必须按朝廷计划进行生产，不得擅自改变，也不得完不成任务。
秦国的这种数字化管理，不仅体现在上述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上，还体现在具体生产的过程中，体现在每一个具体的生产要素上。秦人最大的特点是功利实用，做事目标非常明确。而功利向来是和经验联姻的，数字化管理的背后恰恰是世界观上的经验主义。经验主义，就是依靠经验，唯经验是从，把过去的经验推向未来，把“试点”中取得的经验向全国推广。秦国就是如此，由做基础工作经验最丰富的行家里手，将经验汇集总结成文，落实成一个个精确的数字，并在全国推广实行。
我们上面提到，在秦国的直属牧场里，牛马的的腰围减瘦了，每减瘦一寸要笞打主事者十下。养牛要养到什么程度，看来是有一个标准的，否则就无法判断牛是瘦了还是肥了。还有战马，也是有一定规格的。秦国的军法规定，战马的选择必须是5尺8寸（相当于今天的133厘米），这保证了由马所组成的方队在战斗时前进与后退可以做到一步不差，不会留下任何薄弱的缺口，保证了整个队伍方阵的整体性，从而保证了号令一发排山倒海、不可阻挡的锐气和战斗力。战马的选择有了规格，在喂养过程中就有了标准。喂养到这个标准，负责的官吏就应该受到奖赏，否则，达不到标准，自然要受到惩罚。
在农业耕作方面，秦国也处处显现出数字参与管理的精确性和高效性。如在播种时要求水稻种子每亩用二又三分之二斗、谷子和麦子用一斗、小豆三分之二斗、大豆半斗等，这种在全国推广的数字化管理使得耕作的收益达到最大化，即我们今天经济学意义上的最优。就是说，在一些专业方面选择一些最优化的标准，用数字固定下来，强制在全国推广。还有其它诸如此类的种种，使得秦国的农业达到空前的先进与发达，其农业先进的管理一点不亚于2000年后的今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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