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字化管理不仅表现在农耕、畜牧的生产过程中，还表现在分配领域。国有化的经济在秦国占绝对地位，自然就会带来国家运行成本的问题。当劳动者都在为国家效力，执行职务行为时，他们的一切开销要由国家来负担。军队上战场，士兵的吃穿住行的费用自然要由国家来负担。奴隶、刑徒，虽然在皮鞭下无偿地为国家劳动，但他们也要吃饭。不吃饭就无法延续劳动力。这一部分支出，自然也是国家来买单。还有，秦国有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，大大小小的官吏，都是国家的公务员，他们的俸禄、薪酬、出差时的津贴，不用说，也是从国家财政中支出的。
如何合理地规划财政支出，如何将这种国家运行的成本压缩到最低，也就成秦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大问题。创造财富是“开源”，节约成本则是“节流”。二者并行，才能造就一个强大的国家。集政治学家、经济学家、管理学家于一身的商鞅，自然重视国家财政的支出和分配问题。在这一点上，秦国采取的仍然是数字化的分配制度，即“禀给”制度。所谓的“禀给”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家供给制，按需分配，需要多少，国家就给划拨多少。当然，这里所谓的“需要”，不是劳动者自己决定的，而是官方事先预算好的。国家认为你应该需要多少，你实际上就能得到多少，既不多给，也不少给。多给了，浪费财物和粮食；少给了，会影响劳动力的再生产。
难以想象，秦国是如何精确地计算出这些林林总总、各式各样的“需要”的。况且，考虑这些“需要”的标准也不是单一的。男女之间有差别，老少之间有差别，不同身份的人之间有差别。即使是同一个人，忙时和闲时更有差别。商鞅把分配的份额竟然定质定量到每个人头，就算在统计学如此发达的今天，也是很难做到的。据《云梦秦简》中的记载，秦国的口粮正是按工种、性别、身份、身高，分别定量供应的。不同的人，到食堂去打饭，不仅吃的饭菜不一样，而且饭菜的多少也有差别。从事劳动强度大的体力劳动者，饭菜里可能就有些肉丝，还能吃饱。而劳动强度不大的，估计也就是吃个半饱，至于饭菜，估计也就是喝点粥，吃点咸菜。而且，在秦国的集体大食堂里，每次做饭都是按人头下米的，可以推测，那些负责伙食的官吏，在下厨做饭之前肯定已经计算出了每个人应该吃多少，大家一起需要吃多少。否则，一锅饭吃下来，怎么会丝毫不差，既没有剩余而浪费，也没有因饭菜不够而影响了接下来的劳动呢？
数字化的管理模式，就这样让官方牢牢地控制住了全国经济的命脉。对政府来说，只要把规矩制定下来，把任务下达下去，再培养一批克尽职守的官吏，就万事大吉了。难怪秦国的财富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，难怪秦国这个战争机器一百多年来有条不紊地在运转，几乎没有出现过什么偏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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