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国内大众的评论来看，领取超高年薪的企业高管一直遭受铺天盖地的非议和谴责。与马明哲的6600万年薪形成巨大反差的，是平安巨额融资问题、股市暴跌、广大股民怨声载道等不和谐音符。
作为高管年薪的监管部门，政府的立场和观点也是不容忽视的。
为应对金融危机，美国政府宣布，凡是接受政府救市资金的银行或者其他华尔街机构，其高管年薪不能突破50万美元。在中国版“限薪令”中，对金融企业高管的薪酬也做出了限定，“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最高年薪为280万人民币，且该薪酬为税前收入，要依法交纳个人所得税”。
站在政府的立场上，不论企业推出“一元CEO”的动机何在，至少是对政府政策的积极响应，其态度值得肯定。客观地说，汽车三巨头CEO宣称今后只领“一元年薪”的承诺，对于美国国会拨付救助资金而言，还是有其推动作用的。
不管是出于自身的“觉悟”，还是迫于舆论的压力，“一元CEO”的出现尽管没有赢得预期的掌声，但至少免于了政府的追查，降低了企业的当期财务压力，赢得了内部员工的支持，纵然被社会称为“作秀”也值了。
一元CEO背后的商业价值
CEO，作为企业价值的最高个体代表，其薪酬数量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。无论是以天文数字呈现的高年薪，还是时下热议的“一元年薪”，都有力地牵引着大众的视线。从一定程度上来说，CEO的个人行为与企业的整体决策行为具有不可分离性。所以，透视“一元CEO”的商业价值，应从剖析其出发点入手，通过评价其对预期目标的实现程度来进行判定。至于舆论评价，由于其所处的立场不同，故而仅具有“提示性”的价值。有人说，企业家是在社会舆论的吐沫星中长大的，这话有一定的道理。
从理论上讲，“一元CEO”的出现，是企业应对某种特定危机的一项权宜之举。关于企业面临的这种特定危机，可从CEO个人层面、企业战略层面、宏观环境层面三个纬度进行解析。
从CEO个人价值决定的角度来看，无论采用“天价年薪”还是“一元年薪”，与科学的岗位价值或人力资本价值的评估结果相比，都不是CEO价值的真实反映。其实，从CEO的薪酬结构来看，在总薪酬中现金收入所占的比重非常小，CEO的报酬更多地取决于其拥有的股权或期权的价值。据2007年美联社对世界500强CEO薪酬的不完全统计，工资仅占他们薪酬总额的9.5%，而在薪酬超过3000万美元的11位CEO中，工资所占的比率仅为2.7%。
所以，如果说是现金收入，那么不管CEO的年薪是百万还是一元，其实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。为博取大众的赞许和掌声，从塑造个人名誉的角度来看，对于深陷“高薪门”的CEO来说，“一元年薪”具有一定的舆论缓冲作用。
从提振企业经营绩效的角度来看，“一元CEO”引发的高管集体降薪有利于缓解企业当期的财务压力，也向普通员工表达了企业扭转不利经营状况的姿态，对于提升团队凝聚力来说，其正面效用不容忽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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