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在写一个作品的时候，比其他作家考虑得更多的肯定是它的市场表现力，它是否具有大众覆盖力。”承载尖锐的社会矛盾、反映人性、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构状态？这些沉重的题材不是郭敬明的菜，他无力驾驭，也没有兴趣。他自比为商业片导演：“如果我是一个导演的话，可能就是好莱坞商业大片的导演，我拍的是《2012》，我要票房、要好看的视觉、要特别精彩。我不会去拍文艺片、纪录片，去反映屠杀、反映种族歧视。”
郭敬明的野心是：在这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里赚一个“小”字。2008年出版小说《小时代1.0》的时候，他就坦率地对媒体说：“我写不了整个中国，因为我不了解，我只生活在上海，我只能记录这其中的一部分年轻人，有些是普通的大学生，有些是比较穷的年轻人，用这个小团体折射出这个时代。”
他推崇享乐主义，文字中布满浮华。在一片“带坏小孩”的指责声中，他挥霍得一如既往，往自己身上招呼各种大牌得吓人的LOGO，再拍照挂在博客上。郭敬明辩解说，这是一种为了把自己跟其他年轻人区别开来而进行的奢侈：“这是自我价值实现的一种方式。我用这些东西，对自己今天的身份地位是一种犒赏。我觉得享乐没什么罪恶，这也不是一件值得羞耻的事情。我自己的人生当然要怎么开心怎么过，这一辈子如果赚那么多钱又不花，那还挺荒谬的。”
跟郭自己的作品一样，开放式吸收青春题材稿件的杂志《最小说》的定位也带着最浓厚的商业目的：放大十几二十岁的青少年心中的轻欢浮愁，浓墨重彩地讲述与他们同龄的虚构人物悲虐的身世、情感与成长变故，佐以华丽的辞藻。
黎波把郭敬明的这种切入角度称为“主流文化里的边缘文化”：“他永远在这个区域把握得非常好。在出版创意产业，你不能不承认个人主义绝对重要性。你千万别说没有他我依然行，我就敢说，没有他你就不行！”
郭已经在更讨巧的青春市场占住了先机，并随时调整以求走得更远。2009年，借鉴日韩的轻文化读本发展模式，《最小说》随后又推出增刊《最漫画》、《最映刻》、《IWANT》，每个月分上半月刊、下半月刊分别捆绑上市，以12.8元的低价零售，主攻学生市场。
未来企业家？
危机感来袭。虽然一直在言行、打扮和心态上刻意延缓“衰老”的过程，但郭敬明确实在远离校园，而这恰恰是他最重要的目标市场。郭在2008年出版的《小时代1.0》的销量虽然相对同行来说仍有杀伤力，但已经比不上2007年时自己的纯校园题材作品《悲伤逆流成河》。
“《哈利·波特》的成功也不是J.K.罗琳个人的成功，它是一个巨大的商业团队企划案的成功，从作品的诞生到后续产品开发，美国有相关的成熟产业链足以支撑这个模式，但是在中国要完成这样是很难的，至少在目前很难。”
郭敬明很快意识到，作为一个畅销书作家，巅峰也不过就是销量几百万册。但是作为一个企业家，无论是做杂志、文化出版还是实业，“吃别人的青春饭”、把个人品牌过渡到公司品牌，发展空间要比作家大得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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